今年初夏，我被指派去戈壁滩上的工地，接替同事驻场。我抵达的时候，两个同事正在集装箱工棚里远程参与本部的董事长座谈会。他们穿着长袖工装，在电脑前正襟危坐——据说还要挨个发言。座谈会实可用“又臭又长”来形容，从早上九点半开始，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有余，而且没有午休环节。我幸运地借着乘机的由头躲了过去，也就顺理成章地不必中途参加。

会罢，同事们带我去现场熟悉情况。西南院拿了施工资质后可能还不太熟练，现场的管理水平可以用“一坨屎”来形容，这是同事董老师的原话。在我们负责的区域，两个工人正在脚手架上粉刷防火墙，不消说，安全带肯定是没有系上的。

董老师看了很生气，说道：“每次来看，从来就没有系上过！”便打电话叫人来。不多时，一个高大的胖子摇晃着出现，那便是西南院的现场负责人郭生了。

郭生的脸庞要阔过头颅，戴上安全帽反而有些平衡。他摇头晃脑地笑骂两名工人，吼着要他们系上安全带，转头跟我们打过招呼后一转身便消失了。他还没离开五分钟，工人们便又解开了安全带，于是董老师又把他叫回来向工人们训话。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提醒他们，但是在工地上，权责关系应该搞得清楚一些。

我们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工人们还是没系好安全带。

郭生既高且胖，常年风餐露宿令他的皮肤黝黑、皱纹深刻。他自己总在笑，也加剧了皱纹的延伸。以外表而论，郭生的集装箱办公室出人意料地雅致。他在窗边支起一张案板，摆着全套的茶具和宣纸、毛笔，有空的时候便会蘸水写起大字。我曾指着这套东西笑他：“文化人！”，激得他连摆双手，笑着叫我不要折杀他。

郭生是典型的工地老油子，喊他干活时左右推脱，一问便是没钱。追问得狠了，他便一边满脸堆笑，一边东扯西扯，总有办法含糊过去。光纤、电缆、工作票这些事务，全叫他推了又推—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合同额太小，西南院想的是借着主体工程的车一并干了，便没有成立专门的项目部，我们再去抓人只能抓个空。我在工地上的后几天，主体工程的业主前来考察，这更是给了郭生不理我们的机会。这老混蛋！

西南院驻场的几个人嗜好养狗。他们养的第一条狗是条可爱的串串柴犬，取名“国能”，可惜叫人偷了，一说是自己跑了，扑朔迷离。第二条狗叫做“储能”，死于细小病毒。这两条狗我都没有见过。第三条狗是条年幼的拉布拉多，又叫回了“国能”。我到的那天，它也感染了细小病毒，正在弥留之际，躺在办公室门口，只是不住喘气，转天就死特了。

第四条狗和我混得比较熟。这条狗是德牧，价值人民币九百元整，后腿有些发软，这似乎是某种常见遗传病。这条狗起初还是叫做国能，后来它也得了病，主人们商议了一番，觉得这名字太大，恐怕狗压不住，便一致同意将其改名为“丧彪”。这条狗胆子甚小，刚买回来的时候连叫也不会叫。它得了病后，西南院诸君紧急召开了讨论会。两个年轻人带它去市里看病，郭生在案前反复练了几遍“奠”字，据说还准备了一篇墓志铭。

在我走后，国能三世终究是死了，这消息是董老师带给我的。虽然我和它还算熟悉，但没有当真见到死狗，也就没怎么为它哀伤。据说西南院又补了两条狗，董老师将其抢先命名为“新能建”和“西南院”，但我不禁质疑他的命名权是否有效。